能做短暂的同路人。
因为,包括后世盛赞的王夫之在内,他们对前朝的反思,很多是那种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的心态,是一种皇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国导致完犊子了,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会很稳固的心态。
仍旧是出于“王者能臣天下之人”、“以小人养君子乃天之制也”、“百姓、禽兽也、非人哉”的角度去思考的。
而黄宗羲反的,可不是反君主制,反的是君主专制,取而代之的,则是“士绅阶层对其余阶层的专政共和,加儒家教区制”,搞半封建制,学校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监察机构。
所谓:天子之所是未必是,天子之所非未必非,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,而公其非于学校。
学校里的人,又怎么选呢?
郡县学官,毋得出自选除。郡县公议,请名儒主之。
道德规范呢?
民间吉凶,一依朱子《家礼》行事。庶民未必通谙,其丧服之制度,木主之尺寸,衣冠之式,宫室之制,在市肆工艺者,学官定而付之;离城聚落,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。
有违礼之祀,有非法之服,市悬无益之物,土留未掩之丧,优歌在耳,鄙语满街,则学官之职不修也。
异端思想呢?
时人文集,古文非有师法,语录非有心得,奏议无裨实用,序事无补史学者,不许传刻。其时文、小说、词曲、应酬代笔,已刻者皆追板烧之。
非要说这是以民为主,或者非说这是代议制,倒也不是不行。
但着实是有点被人打上思想钢印之后,先认定什么是对的,然后再往回翻说,然后穿凿附会的感觉。
如果说,是自己这边确实没机会自发进入现代化了,最终自我安慰式的幻想,从这些想法里找只言片语,去寻求答案,是可以的。
或者说,已经落后了,从先贤的言论中寻找似乎和对面那些东西一样的理论的时候,也是可以拿出来的。
但是,如此时的大顺,靠这一套东西,真的能够完成转型吗?
对明末乱局的反思,得到的是一个避免明中晚期乱局的主流反思思想,如同宋之余唐末五代,但能完成毁灭旧时代的使命吗?
前朝犯的错误的反面,一定就是正确的吗?
恶龙残影下催生的诸多想法,倒也未必都是坏事,但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套路走,肯定是试都不用试,必然走不通。
譬如王夫之的赋税观,认为不应该收资产税,也不应该把土地评为上中下收税,而是全国统一,全部“摊亩入丁”,全都按照人头税征收。
譬如其劳役观,认为两税法、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都是恶政。应该退回到租庸调制,而且,税要轻,役要重。
税轻,展示出来天子不认为粮食、财富是好东西,这都是垃圾。
役重,展示出来天子认为民力才是好东西,体现了天子对百姓的重视,以民为本嘛。
并且得出结论,如果税轻、劳役重的话,那么天下就没有懒人了。因为种地还是不种地,大家都要服劳役,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种地呢?
以及,如果取消土地评级制,统一税率,或者按照人头征收。那么,所有人的税都是一样的,你穷肯定是因为你懒,你就会努力种地,而且努力把烂地种成好地。
还有比如针对明末的土地税地方上收的离谱,以及农民军均田的想法,而提出的不用均田和限田,只要降低赋税,土地就不会兼并了。
这或许算启蒙思想,肯定是没错的。
但是否符合国情呢?应该说,也是符合的。
至少是符合明晚期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思。
毕竟,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,是根据现实和历史,得出的可能是阶段性的结论——若一树,五千年不开花不结果、五千年后年年开花结果,那么人类判断这棵树不开花不结果,就是正确的。
就明晚期的魔幻程度、征税横征暴敛、基层胥吏狂欢、赋税全压在土地上的状态,这种看起来真的很没谱的反思,其实真的不能算错。
当时眼前太黑了,被当时过于黑乎乎的眼罩蒙蔽了双眼,觉得光明就是单纯的白色而已。很正常。
只是特定时候的反思,未必真的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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