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。他们是有自己的粗陋的政治理念,或者说实非判断的。
比如说,黄河问题。
这个问题上,倒是看不出什么。
毕竟,实学派和传统科举派,对修黄河、治黄这件事上,是没有分歧的。
传统派对于治河也是支持的,实学派对于治河也是支持的,这一点母庸置疑。
而修路问题,则有些不一样。
修,还是不修?
修路,是不是仅次于治黄、黄河河道问题后的头等大事?
这件事的优先级,是不是其实比别的事都要大得多?是不是今后二三十年,大顺朝廷的施政重点,就是解决这几条基建铁路运河的问题?
这,就和治黄河不同了。
自从刘玉扛起来黄河河道最折磨人的前期安置、迁徙、征地、解决山东盐场、大小清河河道重整等问题后,治黄这件事本身已经没有“治”还是“不治”的分歧。
最多,也就是类似赵翼给刘玉提的意见:是一条河道?还是南北两条河道都保留,北边走水南边挖沙、南边走水北边挖沙、各来五十年的这种区别。
也即是说,大顺内部,都认为,黄河的事,到这一步,就是今后几年、甚至十年的第一要务。
一切要以这件事为中心。
唯有如此,很多问题才能解决,才能举国之力来把这件事给办成。
但,修铁路、搞基建、甚至修运河,这就不同。
并不是说,所有人都认为,这将是日后朝廷的重点施政方向。要类比于当初大顺开国之初北伐辽东的态度,将国家的重点全都放在这方面。
故而,修,还是不修,这首先就是个问题。
修有修的理由。
不修有不修的理由。
李欗认为要修,所以希望刘玉给放个话。
这是一方面。
其次,刘玉本身在实学派这批人中是有极大影响力的,实学派是否可以认为修路是今后除了修黄河之外最大的事——这里,暂时并不考虑激进派和复古派的“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”这种必然会“革命”的思路,而是继续在保守派的“改良”的基础上考虑。不是说均田不好、不对,而是说,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这种事,和李欗八字不合。简单说,他可以政变、可以兵变、可以靖难、可以宣武门、可以京城雪,但他肯定不可能十八骑潜伏商洛山中转战万里均田免粮天翻地覆。
是以,李欗问这话,意思就是在问刘玉:你觉得,假如说,有一天在修还是不修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,那么你觉得,实学派会跟我走吗?
修,还是不修,这是首要的问题。
第二个问题,则更复杂。
假设解决了修还是不修的问题,那么,怎么修,就有说法了。
这里不谈什么征地、什么钢铁厂、什么开矿、什么挖煤、什么配套辅助产业之类的问题。
只说个最简单的。
修路,得要钱。
钱,怎么来?
谁出钱?
修出来的路,归谁?
谁的收益?
如果归朝廷,钱从哪来?
如果不贵朝廷,收益怎么分配?
看起来,好像这是小事。
但实际上,这不是小事。
因为,得先清楚,在刘玉折腾下南洋等一系列动作之前,大顺的岁入,都快要被没有印度、北美不交税的英国赶上了。
就算不刨除掉养兵、赈灾、维稳、皇室、官员俸禄等等支出,大顺朝廷的财政收入,也就二三千万两出头,大顺朝廷,其实穷的一批。
钱从哪来、谁出钱,对大顺朝廷来说,就是个不可忽视的大之又大的事。
而既然是大事,那么只要修,多半是要出大事的。
出事,才有可能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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