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是有商税的,只不过税率很低,具体税率是三十税一,这是太祖年间制定,从那以后再没改变过。
然而明初时,经历了元朝近百年掠夺性的破坏,再加上元末之乱,实在是百废待兴,各地各省早已商旅断绝,便是收商税也收不了多少,再加上朱元璋重农轻商思维,把天下百姓定为农军工士等籍,偏偏没有商籍。也就是说,在朱元璋看来,这大明有没有商人都无所谓,对商税自然不重视。朱元璋曾谕户部,曰:“曩者奸臣聚敛,税及纤悉,朕甚耻焉。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,舟车丝布之类,皆勿税。”
从明初就不重视商业,定的商税极低,到后来一直如此,甚至到了明中期以后,大明各地商贸极其繁茂,江南之地很多人家家资十万比比皆是,家资百万为数众多,家资千万者也有不少,这些人家之所以这么有钱,靠的自然是商业贸易。可偏偏,这么繁茂的商业,朝廷征收不到多少商税。
不是皇帝不想,而是没有办法。因为这些经商人家,大都有着士绅背景,绝大部分商业都控制在士绅手中。而到了明中期以后,控制朝廷的便是士绅,他们怎么可能允许皇帝征收商税?
而因为士绅们有优免权,便是征收也征收不到他们头上,只能从普通商户头上搜刮,即便如此,文官们也不允许对商税税制进行改革。便是张居正变法,也没有变到商税上,没有试图改变三十税一的税制,也没有取消士绅优免的举措,因为张居正知道那根本不可能。
以至于后来的明朝皇帝,为了搞钱只能私下派出太监担任税使,派往各地进行搜刮。没办法,都是被逼的!
所以当温体仁提议加征商税的时候,朝中的官员们便如同猫儿被踩了尾巴,他们生怕朱由检再像万历和天启皇帝一样,往各地派出大量太监担任税使,那样的话他们还真的没辙。毕竟太监代表着皇权,各地商户便是有士绅背景也无力抗衡。
所以当听到朱由检说只在北京城内加征商税时,这些官员们顿时松了口气,反对的声音立刻减少了很多。
在朝廷做官,哪怕再富也得保持清廉模样,朝堂上的大部分文官在京师根本不会置办多少产业,他们的主要产业都在地方。而京中大部分产业,大部分商铺,都是勋贵们在经营。大部分勋贵在迁都之初就来到北京,在这里两百多年,盘根错节,早已控制了北京城的大部分生意。
对勋贵们利益受不受损,文官们自然不会在意。
而对勋贵们来说,自然也有优免权,他们的田地、商铺生意以往也是不缴税赋的,现在朱由检明显把主意打到了他们头上,自然是满心不情愿的。
然而勋贵也非一体,如英国公等,都有子弟在禁卫军任职,有的还当上了总兵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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